人文学院举办“当前文学研究的问题和方法”系列座谈会

来源:人文学院发布时间:2017-12-18浏览次数:13

周三上午1213日,主题为“当前文学研究问题及方法”的系列讲座及研讨会第一场在人文学院同新楼举行。来自复旦大学的郜元宝教授,及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杨扬教授和朱国华教授应邀出席,为财大中文系师生们献上了精彩的关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学术演讲。本次座谈会由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吴炫教授主持,中文系李贵教授、姜云飞副教授、陈成吒老师和龚敏老师等列席参加。

杨扬教授首先向大家分享了他在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成果与心得。杨教授认为,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尽管同属文学研究领域,但在具体分工和治学研究方面有所不同。文学史研究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对研究对象即作家评价分寸的把握。就普通读者或“粉丝”的个人阅读体验而言,认为张爱玲的文学价值高于鲁迅也无可厚非,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种眼光或评价并不严谨。另外,即使具备专业眼光的文学批评家,也会侧重某个时代、某个作家,会为了强化某些理念,把作家的优点或缺点放大、夸大。相较之下,文学史研究则更注重分寸感,对作家价值的评价会有主次、轻重之分,体现了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显著特点。

  

其次,在确定研究选题时,选择合适的研究材料十分重要,视其本身具有的学术含量或文学含量而定。杨教授举了学生研究“京派”作家时选择《文学杂志》作为研究材料的例子。尽管《文学杂志》一直被视为京派“作家的文学阵地,但该杂志只出了四期,以此为研究对象来组织论文写作,理论拓展空间是十分有限的。而《小说月报》的可研究材料跨度在1910-1932年之间,涉及的作家作品十分丰富,并涵盖诸多具有时代特色的翻译作品、新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批评著述,显然更适合作为研究的材料和对象。杨教授还特别指出:在阅读这些杂志包括外界对它们的评价时,也要注意与现代的研究论述进行对照,避免想当然的看法。他以钱理群先生研究周作人先生的评传作品为例,指出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预设现象,即本着对作家的刻板印象来刻画他的性格、生平乃至作品,而这是有违文学史研究的分寸原则和客观精神的。

  

杨教授谈到的第三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史料的标准问题。近年来,随着一些佚文的发掘和其他新的发现,有人提出建立史料学。杨教授认为,史料发掘如果不能与研究进展结合在一起,就成了假大空的学问。敦煌学在二三十年代之所以被作为重大史料发现,是因其揭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而在网络数据库发达的当下,一些新被挖掘的佚文是否可作为史料,就要看它能否与新的研究进展联系在一起。“学术研究不一定是在进步,但一定是在变化的,杨教授表示,随着新材料的发现,研究方式、研究意识也会随之而变化,对整个学术研究都会产生一个相对大的触动。就文学史研究而言,对材料的重视就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问题。

对于杨扬教授强调基本史实的观点,郜元宝教授深表赞同,并就预设这一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应该被前人的一些预设牵着鼻子走,但对于各种既有的预设的成果,可以通过多方对比,从文本、材料、史实等方面,找出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并从中找到做学问的下手之处。

而就史料问题,郜元宝教授也指出近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隐患:一些基本史实即使被弄清楚了,却被搁置在一旁;而一些已经发掘出的新材料,却存在各种问题。比如目前流行的《鲁迅全集》权威版本中,就缺少校记和一些重要的修改标注。此外,书中将鲁迅作品刻板地划分为翻译、古籍、创作三块,也不利于鲁迅研究的全局性展开。郜教授认为,尽管史料挖掘还在不断出新,但对已有史料的研究方面则显得远远不够。

随后,郜元宝教授跟大家分享了他在研究中的一些心得体会。通过重新被挖掘热捧的诗人废名和最后一位士大夫汪曾祺的研究案例,郜元宝教授指出,文学史的研究不能停留在作品被认可与否的阶段,而一定要说明认可之下的特殊文化背景和作家的社会交际情形,以一个历史的角度研究其过程。按照这样的思路去研究即便是几成定论的鲁迅,也可以通过鲁迅在整个新文学活动中的写作规划,进一步更新我们对小说家鲁迅杂文家鲁迅的固有的评价模式。在此,郜元宝教授所强调的研究材料也都不是新发现的,而是已经发掘过无数遍的材料。关键要拥有问题导向意识,才能将旧的史料与研究工作紧紧捆扎在一起。

朱国华教授同样就预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朱教授认为,新材料的发现有时候确实可以推翻已有的预设。但预设在学术研究中往往是普遍存在的,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理论铺垫或方法论。有了预设,运用方法论意识或者问题导向意识进行研究,才可以避免就事论事,从局部的细节上升到理论的层面。朱教授的研究方向倾向于西方文学理论,他认为理论研究有时候对材料的依赖较小,甚至不需要任何经验材料就能构建出理论体系。

朱教授举了自己的研究例子,从郁达夫在写《沉沦》后产生受迫心理的细节性事件入手,经过一系列的考证和理论预设,得出了外因在于新旧文学势力的冲突,文学创造社利用媒体进行炒作,内因在于作者本人具备敏感神经,将美学批判当做伦理批评来看待的结论。而通过进一步的考证和其他的文学案例,还得出了新旧文学势力的冲突本身也是新派人物为了彰显自己力量而构建假想敌予以打击的另一重结论。

关于研究材料的运用问题,朱教授特别指出写文章不要过于简化,避免孤证的误区。学术写作是需要新意的,但这个不是刻意的标新立异,要切实拥有研究者自己的发现。论证过程要讲究一个纵深,即结构的复杂性。如果逻辑是透明的水,是水深显现的黑色,那么文章也要写得有纵深,方才有理。此外,关于论文写作中的材料引用问题,朱国华教授强调引用对象要有代表性、权威性,引用的同时要进一步阐释分析,陈述自己的观点等。为同学们今后的论文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讲座进入讨论环节,在吴炫教授和李贵教授的提问和带领下,三位教授和各位老师们就什么是艺术的边界?”“何谓经典?”“有无超时代性,超文化性的创造性经验可供提炼?”“ 经典作家对于作品的内涵、理解、意味、启示是否有共性?”“ 艺术是否具有一种共同性或本质性的属性?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并引导在座的同学们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据悉,当前文学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座谈会系列第二场将继续在人文学院举行。

供稿人: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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